袁林 2002年3月12日

九、中国民航客机被劫持事件

　　(一)中国民航296号客面被劫持事件
　　1983年5月5日上午10时49分，中国民航三叉戟296号班机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前上海。机上共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名，日本人3名。
　　11时20分左右，飞机飞临渤海湾时，以卓长仁、安卫建为首的6名武装暴徒突然冲到驾驶舱门口，用枪猛射驾驶舱门锁，踢开舱门后持枪闯入驾驶舱对机组人员射击，当即将报务员和领航员打成重伤。紧接着，武装暴徒又用手枪逼迫机长和领航员立即改变航向，向南朝鲜飞去。296号客机被迫降落在南朝鲜的春川军用直升飞机场。5月6日上午9时，除被劫持飞机的暴徒击伤的两名机组人员外，其他7名机组人员和296号上的全体乘客均被送往汉城市内的谢拉顿饭店。
　　南朝鲜军事当局将6名劫持犯拘留，并对事实情况进行调查。之后，南朝鲜军事当局立即把情况向中华人民共国和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报告。我国外交部得到这项通知后，要求南朝鲜当局根据国际航空公约的有关条款，立即把被劫持的飞机连同机上的全体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交还中国民航，将劫持飞机的罪犯交给中国处理。同时，并由中国民航局局长率领工作小组前往南朝鲜进行妥善处理。
　　5月6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也致电南朝鲜当局，对中国民航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并相信南朝鲜将不遗余力地安全放还旅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照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决议以及南朝鲜参加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1970年海牙公约对劫机罪犯予以惩处。
　　经南朝鲜同意，5月7日上午8时，中国民航工作组到达南朝鲜处理这一劫机事件。经过双方磋商结果，被劫持飞机上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将和中国民航工作组同乘一架波音707专机返回中国；被劫持的中国三叉戟客机，一俟技术性问题获得解决就归还给中国；受伤的一名机组人员将继续留在南朝鲜就医，然后回国。 但是，双方关于6名劫持罪犯的处置问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方面指出：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这些劫持罪犯理应交还给中国方面处理。南朝鲜方面表示：不能把罪犯交还给中国，并声称南朝鲜主面已决定对他们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的制裁。中国方面对6名劫持罪犯尚未被交还中国表示遗憾，并且声明保留就此问题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5月10日上午，双方就交还被劫持的客机上的乘客、机组人员和客机等问题答署了一份备忘录。在当地时间15时45分，中国民航工作组同被劫持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离开汉城回国。下午，他们乘坐的中国民航波音707客机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受到各界代表200多人的热烈欢迎。
　　乘296客机的3名日本籍旅客已从南朝鲜返回日本。
　　5月18日，民航296号客机经过必要的技术性准备之后从汉城金浦国际机场起飞(5月15日从春川机场顺利起飞安全降落在汉城金浦机场)，于中午12时半抵达北京，劫机时被暴徒开枪打成重伤在南朝鲜治疗的机组人员也随机返回祖国。
　　中国有关部门指出，5月5日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6名武装暴徒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女)等人，不但犯有劫机罪，而且是犯有盗窃枪支弹药、伪造证件、投机诈骗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南朝鲜当局应当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立即把他们交还中国进行审判。
　　5月24日，南朝鲜汉城地方检查院宣布，已将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6名暴徒正式逮捕，他们将听候对其劫机罪行的审判。6月1日，该检查院以违反南朝鲜《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罪犯提出起诉。7月18日，南朝鲜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开庭审判以卓长仁为首的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6名罪犯。8月18日，该法院开庭，分别对这6名罪犯宣判：判处卓长仁6年徒刑，姜洪军和王彦大各5年徒刑，安卫建、吴云飞和高东萍各4年徒刑。经抗诉和上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两点：
　　1、空中劫持飞机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
　　空中劫持飞机的事件不是当代才发生的。世界上发生第一起空中劫机事件是1933年在秘鲁发生的。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国际航空业务的扩大，空中劫持事件就不断发生，而且危害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命安全及财产的安全。因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特别严重关注。联合国大会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在国家管辖的范围内阻止、防范或查禁这类行为；犯有劫机行为的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严惩。因而，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制定了对空中劫持犯罪惩罚的三个国际公约，即1963年9月14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航空法会议，签订了《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0年12月1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1971年9月23日在加拿大的蒙特尔举行的航空法外交会议，签订了《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根据这三个公约的规定，凡是从航空器的地勤人员、机组人员为具体飞机作飞行前准备开始，到任何一次着陆以后的24小时为止，任何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都被视为一种刑事犯罪，而且是一种国际性犯罪，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2、被劫持飞机的所属国和飞机降落地国有权对劫机犯行使管辖权
　　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必须予以刑事制裁。对劫机犯的制裁，可以由飞机的所属国和飞机的降落地国按照其法律必须严惩。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但是，在对卓长仁等劫机犯的处理是不满意的。他们犯罪的情节之严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南朝鲜当局在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轻，为此，我们表示了严正的抗议。
　　(二)中国民航2505号客机被劫持事件
　　1982年7月25日上午八时七分，中国民航2505班机从西安飞往上海。十时许，当飞机飞越无锡上空时，机上五名歹徒孙云平、杨锋、高克利、谢智敏和魏学利突然袭击机组人员，企图逼机组人员改变航向。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八名机组人员镇定机智，沉着应战，伺机制服歹徒。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这架班机和机上的全部中外旅客、机组人员平安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五名劫机歹徒全部被抓获。
　　8月19日，反革命劫机犯孙云平、杨锋、高克利、谢智敏、魏学利，经上海××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本劫机犯罪案一是发生在我国境内，而且被劫持的飞机是在我国注册，属于我国管辖。其劫机犯孙云平、杨锋等人的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刑事犯罪，触犯了我国刑法的规定，因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是完全合法的。

十、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命令案

　　1921年11月8日，法国总统颁布了两个命令，分别规定在法国的被保护国突尼斯或摩洛哥领土上出生的子女，如其双亲的一方虽是外国人，但因出生在突尼斯或摩洛哥的领土上，这种子女就是法国国民。但是，以在他(她)年满21岁以前，其父亲或母亲同他(她)的亲子女关系依其父亲或母亲的本国法或法国法确定为限。这两个关于国籍的命令同英国当时的国籍法相抵触。依照英国国籍法，英国籍男子在外国所生的子女是英国国民。因此，英国政府反对这些命令适用于英国人，并向法国提议将这个争端提交仲裁。法国以这个争端不能成为仲裁的理由，拒绝交付仲裁。英国政府即依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交该问题提交于国际联盟行政院。法国政府援用该条第8款的规定，主张国籍事项是纯粹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国际联盟行政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提出任何建议。鉴于此，国际联盟行政院就其“英法间关于1921年11月8日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属区)颁布的国籍命令及其适用于英国臣民所发生的争端，按照国际法是否纯粹属国内管辖事项”的问题，请求常设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常设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咨询意见的结论是：根据国际法，英法间的争端并不纯属于法国国内管辖的问题。本案涉及国际法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
　　国籍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并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本国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人口政策、国际关系等因素，根据其本国法律而确定谁是它的国民，所以，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国内法。这表明了国籍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重要利益的问题，各国力图把国籍保留在国内管辖的范围之内。
　　(二)国籍并不纯属于国内法
　　国籍问题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关系，因而与国际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国籍冲突问题，这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如何解决国籍冲突，这不仅是国家之间关系中应注意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法的一个公认的问题。所以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但又涉及国际条约，故与国际法有密切的联系，尤其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调整国籍问题的原则和规则中的国际法因素将进一步增加，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国籍命令案中，法庭的咨询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庭认为，本案涉及的法国的两个国籍命令并不是针对在法国自己领土内出生的人，而是针对在它的保护国家尼斯和摩洛哥境内出生的人，关于法国同突、摩两中的保护关系，条约对于英国法律上的价值问题，只能依靠国际法解决。因为，英国于1875年和1856年分别与突、摩两缔结了条约，取得了在该两国的领事裁判权，所以侨居在这两国的英国人既不受该两国的法权支配，该两国以及作为保护国的法国自然无权对英国人强加该两国的国籍。对此，法国以1897年英、法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和英国于1911年加入的法、德专约等理由提出了抗辩。法庭认为，这涉及到对国际条约的解释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纯粹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问题。换句话说，英、法间的这起争端已超出了法国保留范围，超出了法国的国内法，而进入国际法的范围。所以，法庭在承认国籍问题，按照国际法的现实情况，原则上属于国家的国内管辖之后，紧接着就指出，“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原则上不由国际法规定的事项上，如像在国籍上事项那样，一个国家使用其自由裁量的权利，仍然可能由于它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原则上纯粹属于国家的管辖权就被国际法规范所限制。法庭在其提供的咨询意见中说：“纯粹属于国内管辖”这几个字似乎是意味着某些事项，这些事项虽然和一个以上的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原则上不是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对于这种事项，每一个国家是唯一的裁体。”本咨询意见阐明了一项重要原则是，国籍问题虽然属于每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但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十一、外国人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案

　　(一)苏联间谍彼特洛维奇、王嘉胜案
　　被告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男，36岁，苏联国籍，俄罗斯族，家住苏联马加丹州中廉斯克区格鲁哈林村，公开职业是“七年计划”金矿工人，1971年5月被苏联远东军区情报关招募，经过长期特工训练，后来接受派遣潜入中国境内，1974年6月30日夜偷渡来我国黑龙江，企图秘密拍摄中国边区军事设施，窃取军事情报，当该犯在爱辉县小五家子下游登岸时，被我边防军民捕捉，并从他身上缴获随身携带的苏制“杰民特——E型照相机一架、苏制手枪一支、子弹16发，以及匕首、脚架、三色信号灯、指北针等间谍用具。
　　被告王嘉胜，男，36岁，中国籍，汉族，1962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王嘉胜刑满后在农场就业，于1975年9月19日逃跑，叛国越境到苏联，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招募为间谍，经过特工训练，王喜嘉胜于1976年6月25日接受苏联间谍机关的派遣，潜入我国境内，刺探、收集了我国重要情报后，偷越国境返回苏联，得到苏联间谍机关的赏识。1979年6月30日，王嘉胜再次接受苏联间谍机关的派遣，携带手枪、匕首、子弹、活动经费、伪造的证件、情报密件等潜入我国穆陵县境内，7月3日被我铁路职工和公安人员捕获。王嘉胜在拒捕时，开枪打死我民警一人。
　　1980年7月21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地区人民法院分别在北安县和牡丹江市公开审判了两起苏联间谍案，依法判处苏联间谍张·尼古拉·拉特洛维奇有期徒刑7年，判处苏联间谍王嘉胜死刑。
本案涉及的国际法主要有：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各国为了保卫本国家的安全利益，有权制定法律，对违法犯罪的行为的惩处作出具体的规定。同时，按照国际法，国家有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享有行使管辖的权利。凡外国人进入一国境内，应遵守该国的法律，否则，将按该国的法律处理(除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外)，这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
　　在本案中的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是苏联人，奉命潜入我国刺探军情；王嘉胜虽系我国公民，但他叛逃出国，加入苏联的间谍机关，并两次潜入我国窃取情报，为苏联间谍机关效劳。因此，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了间谍罪。按照我国刑法第97条的规定，间谍罪是指国外敌人为其间谍机关窃取、刺探我国情报或执行其派遣任务；或者我国公民参加外国间谍机关或者为其窃取、刺探，提供情报的行为，所以，这起间谍案按照我斩刑法处理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国行使领土管辖权的表现。
　　(二)美国间谍约翰·长马斯·唐奈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美国间谍唐奈等偷入我国境内，危害我国安全案判决书。
　　(54)军审字 第二号
　　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员：姚伦。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JOHN THOMAS DOWNEY)，化名贾克·杜诺万，男，现年二十四岁，美国康涅钬格州人，美国间谍，在押。
　　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在图(RICHARD GEORGEFECTAV)，男，现年二十七岁，美国马萨诸塞州人，美国间谍，在押。
　　以上两人辩护人：赵希伦，公设辩护人。
　　被告：张载文，男，现年二十八岁，吉林省九台县人，间谍(文队)队长。在押。
　　被告：许广智，男，现年三十二岁，吉林省长春市人，美国间谍(文队)副队长。在押。
　　被告：于冠州，现年三十四岁，辽宁省宽甸县人，美国同谍(文队)队员。在押。
　　以上三人辩护人：刘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员。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十二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至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工作。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于1952年六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10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他们都先后受过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恐怖破坏、策动武装暴乱的专门训练。约翰·托马斯·唐奈于一九五二年春与另一美国间谍分子，受该厚木间谍机关负责人之命，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塞班岛间谍训练机构中挑选了被告李军英、张载文、许广智、于冠州、王金声等特务分子，带到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在茅崎市所设的秘密训练营加以训练，并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其他间谍技术训练机构中调来王维蕃和电台人员牛松林、钟殿馨等，将被告张载文、许广智、于冠州和牛松林等编为“文队”，于1952年7月以C—47型美国飞机潜入我国东北领空，再次联络和接济降落在我国境内的特务分子，并企图将特务分子李军英从空中取回以便汇报工作情况，籍以继续对中国降落大批特务分子。当晚该机被我部击落，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当时被我国逮捕。 被告张载文、许广智、于冠州、牛松林、王维蕃、王金馨、李军英等九人原都是蒋贼军官，曾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蒋军溃散后，逃往香港，于1951年先后为美国在香港的间谍组织“自由中国运动”所搜罗，以“远东工业公司”雇用到关岛工作为掩护，将他们分批以飞机送到日本神奈县茅崎市和塞班岛的美中央情报局间谍训练机构，接受秘密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暗杀、爆破、武装暴乱、刺探情报和秘密通讯等间谍特务技术。他们受了这些训练之后，即经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和另一美国间谍分子挑选，在被告唐奈主持下进行训练，分别编队，先后乘美国飞机降落在我国东北吉林省 辽宁省境内，任务是在我国东北境内建立武特务的“根据地”、掩护特务的“安全处所”、从“根据地”到沈阳的秘密交通线，搜集我国国防设备、工业地区目标和气象情报，救护入侵的美国空军被击落人员和搜罗蒋介石卖国集团残余分子进行武装暴乱。李军英的任务是视察“文队”降落后的活动情况，并进行联络和破坏工作，以上被告亦被我先后捕获。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条、第6条、第7条、第11条、第14条，第16条的规定分别判决如下：
　　1、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JOHN THOMAS DOWNEY)判外无期徒刑。
　　2、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RICHARD GEORGE—FECTEAV)判处徒刑二十年。
　　3、被告许广智、于冠州、王维蕃、王金馨均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被告张载文、栾衡山、钟殿馨、李军英均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被告牛松林判处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十年。 6、获案的各种武器、弹药、电台、地图、降落伞及空降器材等均没收。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主要是有以下两点：
　　1、国家的领土主权不许侵犯。领空是国家领土组成部分。
　　2、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国家有权对在其境内犯罪的人包括普通外国人，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这是国家行使主权，而且，也是国际法上的属地优越权的结果。

十二、无冕之王被驱逐事件

　　(一)1986年7月23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负责官员在北京宣布，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约翰·伯恩斯于6月底7月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故意进入我非开放地区，进行了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查明情况后，于1986年7月22日作出决定，将伯恩斯驱逐出境，伯恩斯已于7月23日离境。
　　(二)1987年1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司在北京宣布，根据我国的国家安全部掌握的确凿证据，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麦乐仁最近进行了与其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有损于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外交部新闻司已于1月26日要求法新社尽快将麦乐仁调离出中国。
　　此二事件涉及国际法有以下两点：
　　(一)在国际法上，外国记者的法律地位和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一样
　　记者常被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是因为他们在进行新闻采访时拥有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权，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畅通无阻的。根据国际法，外国记者的法律地位和外国人在一国的法律地位是同等的；除有特别的条约规定以外，外国记者的驻在国通常把外国记者视同外国人对待。因此，国际法上规定，所有一国境内的外国人都处于所在国的管辖之下，他们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法令。如果不这样，那么国家的主权就不能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就不能持续下去，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就会受到危害，这都是现代国际条约和国际实践所肯定的。
　　(二)国家根据国内法对违法的外国记者予以追究责任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有权制定法律规定外国人的法律地位，这是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在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其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外国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招待，不受逮捕。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对外国人来说必须以遵守我国法律为前提，其合法权利才能得到保护。1980年3月9日，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中确定了：常驻记者不得在中国境内架设电台；常驻记者的业务活动不得超出正常的采访报道范围；我国政府依法保护常驻记者的正当权益；常驻记者采访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其他单位，都应按我国外交部新闻司的要求，事先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始能进行；常驻记者衣其家属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以及出入中国国境，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违法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和法新社驻京记者麦乐仁，非法进入仍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以非法手段窃取我国机密，搜集情报，违反了我国的法律和有关规定，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因此，对他们分别采取驱逐出境调离出中国措施，都是合符国际法的。

十三、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二)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十四、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二)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十五、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一)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
　　(二)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十六、哥伦比亚和秘鲁关于庇护权案

　　1948年10月3日，在秘鲁首都的港口利马——卡拉俄城爆发了海军暴动，但没有成功，当天即被政府镇压下去了。次日，即10月4日，秘鲁共和国总统宣布特别戒严令，并颁布法令宣布领导暴动的政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不受法律保护，同时，以军事罪， 即以参加了军事暴动开始对该党首脑阿亚·德·勒·托雷进行起诉，侦察机关于10月25日下22令予以逮捕。
　　10月26日在阿累基巴(秘鲁)城，奥德利亚将军(后任秘鲁总统)领导了临时军政府。11月4日，新政府宣布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被控参加暴动的案件，并授权该法庭采用死刑。
　　秘鲁人民党首领托雷发动政变失败后，在这段时期里一直藏匿起来。托雷躲避了三个月之后，于1949年1月3日潜入驻利马的哥伦比亚大使馆，请求给予“外交庇护”。
　　哥伦比亚大使将托雷隐藏大使馆后，于1949年1月4日将此事通知秘鲁外部长，并要求发给出境“通行证”。
这项请求，在哥伦比亚大使与秘鲁外交部长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信件往来。秘鲁政府以已交付庭审判为理由，拒绝发给通行证，于是两国发生所谓庇护权的争端。哥伦比亚政府和秘鲁政府的代理人于1949年8月31日在利马签订了一项协定来解决“由于驻利马的哥伦比亚使馆要求发给通行证而发生的”争端，并决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但是争端双方没有就问题的措词达成协议，因此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向法院提出请求书。结果，哥伦比亚于1949年10月21日提出了辩诉状，然后又提出了相应的两个答辩状。双方还任命了临时法官：哥伦比亚的临时法官是凯雪多·卡斯吉里亚教授，秘鲁的临时法官是阿菜沙·巴斯·索当教授。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国家只能根据属地优越权在本国领土内行使庇护的权利
　　根据国际法，驻外国使馆和在外国港口停泊的军舰和商船不得用来作为任何罪犯的庇护所。因此，现行的国际法规则是，除非有条约或已确立的惯例有相反的规定或显示，使馆不能庇护任何罪犯，即使是政治犯。如果外国使馆违反这一规则而给予庇护，必须在进行追诉的国家提出要求时将被庇护的人交出。如果拒绝交出，驻在国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这只能在情势紧张而且又在向外交使节请求而遭到拒绝后，才有理由采取措施。所以，一般国际法是不承认有外交庇护权的，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的时候也是对外交庇护抱否定态度的。法院的判决中指出，哥伦比亚的论据没有把外交上的庇护(在外国使馆的房舍中)和领土上的庇护(当罪犯在本国领土上的时候)加以区分，而该协定所谈的是引渡罪犯的问题。在领土上的庇护的场合，应由领地的主权者作出关于引渡的决定。由领土的主权者赋予庇护，并不破坏罪行发生地国的主权。外交上的庇护是另一回事，这时罪犯是在罪行发生地国境内，给予庇护便会破坏领土的主权者的权利，使罪犯不受当地法院的管辖，从而也就干涉了在本质上属于该国国内管辖的事件。
　　至于谈到1928年哈瓦那公约，则其中也没有一种规范规定了给予庇护的国家所享有的最后审定的权利。1928年公约的目的在于限制外交上的庇护的实践，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允许给予外交上的庇护，而这些条件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领土所属国的利益。
　　根据上述理由，法院以十四票对二票(阿谢维多和哥伦比亚临时法官凯雪多·卡斯吉里亚)拒绝承认哥伦比亚的第一个论点，即对于藏匿在其使馆的人的犯罪性质，它有权作出秘鲁必须接受的断定。显然，国际法院正确地根据了外交法的一般规范，不容将外交豁免作扩大的解释，即将它适用于向外交使馆寻求庇护的人。如果给予这种庇护实际上是滥用了外交代表机关的特权。不仅如此，还可以认为给予外交上的庇护是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驻在国政府没有义务给予外交使节以庇护罪犯或庇护不属于该使节随从人员的人的权利。是否允许庇护，属于驻在国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
　　(二)外交庇护权属于区域性而不适宜用于其它国家
　　外交庇护权不同于领土庇护权，除非另有条约的规定：这种庇护权多被否定，一般优先考虑的则是领土国的属地优越权。但在拉丁美洲国家间，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国使馆给予驻在国国民以政治庇护的习惯，并由1928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庇护的公约》即(哈瓦那公约)加以确认。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哥伦比亚与秘鲁之间的庇护权案时，对于1928年美洲国家间的哈瓦那公约作了有限制的解释，认为如果庇护是向外交代表机关驻在国的公民提供的，则这种庇护：(1)只能是短时间的，并且，(2)不使上述公民不受该领土所属国正常(不是特殊的)立法的管辖。秘鲁是南美洲国家唯一不承认外交庇护权的国家，同时，哥伦比亚大使馆对托雷的庇护也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公约。该大使馆没有权利决定秘鲁公民犯罪的性质和庇护的权利。因为，该公约第一条规定，各国不得在使馆、军舰、军营或军用飞机中，对被控或被判处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或陆军或海军的逃兵，给予庇护。对于上述各种避难的被控或被判外有普通罪行的人，一经当地政府要求，应即将其交出。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权给予在本国境内的外国人庇护；一个国家驻外使馆、军舰、军营等也常发生外国人要求给予庇护。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庇护，前者称为“领土庇护权”，后者称为“域外庇护”，国际法是不承认大使馆有庇护权的，中国也不承认这种庇护权。拉丁美洲国家根据它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相互承认使馆的庇护权，只属于区域性规则。所以，法院认为，给予庇护以便将一个人藏匿起来不受司法机关的逮捕，并使他不受当地司法机关的管辖，—— 哥伦比亚所作的正是这样——就意味着干涉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情，并且意味着违反哈瓦那公约第2条，而承认该人享有一种司法豁免权，不受当地司法机关的管辖，因而也就妨碍了当地法制的实现，而外交代表是应当遵守和尊重当地法制的。
　　同时法院也含蓄地排除了当地国以强力将藏匿在外国大使馆中的人带走的可能，认为这种强制行为会对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发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