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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法问题研究

作者:余敏友
 

  一、 什么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战略,是一种路线(发展道路),一种政策,一种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和平崛起’,就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既参与全球化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不是靠对外扩张和军事对抗崛起,而是在市场竞争中与各国实现共赢。中国一方面要大踏步地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利用国外的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让国外资金进来,给世界各国提供发展的机遇。”
  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以往世界其它大国崛起完全不同的路,那就是创造共同利益而非扩张与掠夺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的这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把它称为‘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25年来,中国在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走上了‘和平崛起’的道路,我们的新任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而且要走得更好。”
  “‘和平崛起’是中国发展之路的特点,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因为与人们以往的经验都不相同,所以有人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这并不奇怪。然而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事实无一不在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或言崛起,对世界来说意味着和平、合作和发展,意味着互助、共享与双赢。” 
  “和平崛起论”是中国的战略选择。简单地说,“和平崛起论”就是不仅要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向世界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让自己感到稳妥,让世界感到放心的路。
  一般认为,“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路向。
  “和平崛起”及“和而不同”,是同一理念的两个方面。“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崛起。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和而不同”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和与同是一对哲学范畴,最能体现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
  所谓“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常用词,虽然是一种新生力量的象征,但不含价值判断。它所指的也许是一种现象,一个国家相对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平崛起”也基本概括了中国的现实。
  “和平崛起”的提出,首先是相对于“霸权主义”而言。中国新领导层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观点,是在试图以全球化作为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北京多次向亚洲邻国和世界展示,中国并不想寻求霸权,同时也不再坚守过去在国际舞台上洁身自好的形象。相反,中国正在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中国为求持续成长,不只必须仰赖国内经济,且要依赖国际市场。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明白标示和平,回避霸权主义,强调其在亚洲的稳定角色,消除外界戒心的意图非常明显。
  经过学界的探索以及北京领导层的梳理,“和平崛起”理论既作为治国理政的新定位,又作为对外界的一个承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亲民形象,似乎也能为这一政策目标进行某种注解。
   “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命题的内涵是:第一,中国崛起的方式和途径是和平的;第二,中国崛起的价值指向是和平的;第三,“和平崛起”与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一致和并行不悖的。

  二、“中国和平崛起”论的由来

  “和平崛起”其实还是个新鲜的理论,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首次系统阐述和平崛起理论,其后温家宝访美和今年2月胡锦涛都明确提出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看来“和平崛起”将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战略选择。
  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崛起之路?中华民族的复兴将给世界带来福祉还是灾难?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给世人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最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宣布,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四个大字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冷静观察和思考后迸发出来的睿智之辉,是华夏子孙对传统治国邦交理念的发扬光大,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顺应当今世界潮流作出的理性判断和战略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显赫一世、威震四海的大国,都是依靠武力扩张、侵略掠夺、殖民奴役起家的。从古代的亚述、马其顿、波斯、罗马,到近代的奥斯曼、大不列颠、德意志、日本,无一不是用剑与火开辟了通向帝国的道路。这些帝国大厦的每一块砖瓦,都浸透着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血汗。国家靠战争崛起,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并埋下各民族与各国家之间关系动荡的祸根。结果,表面强大和繁荣的帝国往往不久便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应验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的古话。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为瓜分世界、争夺称霸,把人类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二战的结束,宣告了“战争崛起论”的历史性终结。战后,日本、德国和其它欧洲大国都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从反面证明,“和平崛起”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和平崛起”可以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传统基因。儒家思想历来强调“中正仁和”、“仁者爱人”、“内圣外王”、“和为贵”,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厚德载物”。 中国人历来酷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是厌恶侵略战争。在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乾隆盛世”,中国都是当时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却不屑于对外诉诸武力搞扩张,而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鼓励商贸交流。唐代的长安城内,各国商贾云集,如同当今纽约大都市一般热闹;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记载了中国的先辈们孜孜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抵达北非,一路留下的是友谊邦交和货物贸易,却未在海外占领一寸土地。而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海盗船和“探险船”却在王室和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对非洲、美洲和亚洲进行掠夺,开启了西方帝国的殖民时代。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展步伐。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制约超级大国的霸权,从而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经济全球化把愈来愈多的国家联结为利益共同体;经贸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使各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谁想“战争崛起”,谁就在搞自杀。在这种形势下,“和平崛起”便成了世界各大国实现强国战略的惟一选择。
  中国政府高高举起“和平崛起”的发展大旗,正是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物质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向世界的强烈自信和广阔胸襟,展示了中国人民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专家提概念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郑必坚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他进一步指出,“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总理谈要义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温家宝总理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胡锦涛主席说,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高层定战略
  2004年3月7日,李肇星外长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和平崛起”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他说:“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新的安全观,那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中国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发展,我们不使用过去殖民主义强国或者帝国主义列强那种掠夺别人、欺负别人、剥削别人的办法,我们靠的是和平发展,我们走的路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与平等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西方一些有眼光的学者也已经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给邻国、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是障碍、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是: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注:以发表讲话时间先后为序)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摘自2003年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
   ☆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这条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摘自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摘自2004年2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在什么地方? 第一,中国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第二,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
     ——摘自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的需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特征

  这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内涵、注重全面协调之路;这是一条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自我完善之路;这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国家形态出现后的发展进程里,资源的夺取是战争的动因,战争成为国家兴衰,文明存废的重要工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60年中,地球上没有发生世界性的战争。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具有了毁灭整个人类的可能,这使人类对战争形态的控制成为最迫切的大事,使和平成为人类的头等大事。
  在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经历了社会衰朽,国力式微,列强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痛苦,经历了救亡图存,自新求存的伟大奋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在探索中走上了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有过饱受列强欺凌的痛苦经验,因此,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早就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真诚而郑重的承诺,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观念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特别是亚洲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就世界而言,近代以来存在着三种崛起方式。第一种是德国、日本方式。这是走侵略扩张、挑战现存大国,继而导致整个国家崩溃的道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盟国体系范围内,这两个国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崛起,但这种崛起是不完整的,并没有造成真正、最终的崛起。第二种是苏联方式。这是走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为根本,和另一个大国形成两极对抗体系的道路。苏联的结果是国力耗尽,最终走向自我解体。第三种是美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或准备。第一是长期的孤立主义外交,第二是在19世纪中叶整个国家的统一最终完成,第三是美国不主动挑战英国霸权。美国的崛起方式是近代史上唯一成功的大国崛起道路。
  在基本和平的环境下,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起飞,走上了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这些事实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实践上的认识基础。它说明:第一,国家自身的完善,社会组织和国民的素质提高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最大要素;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利用和创造条件适应国际经济的结构变化,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某种“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赶超。
  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基于这一文化传统,中国对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等传统国际政治思路持某种批判态度,主张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应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历史现实性,它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符合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我们有清醒的内外审视。
  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仍是一个基本的现实;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仍是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社会改革、完善和协调的任务仍然迫切;经济的发展仍主要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层面,缺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尚未在产业创造和创新上有大的作为,从而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客观现实和我们的历史任务不容我们有丝毫的自大和自满。
  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的问题仍是善于学习。向世界各国和不同文明学习,像海纳百川一样汲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实践学习,不断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中国的历史证明,开放的心态就是自信的心态、盛世的气象,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具有活力和生机的体现。
  对于今天的中国,妥善处理与其它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当今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世界成了“地球村”,不同国家各方面的往来日趋密切,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走进了中国。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发展。对于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现象,尽管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评论和价值判断,但对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客观现实,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主张,避免因无知和偏见引起的冲突,妥善处理因利益引起的冲突,争取国家间的多赢和双赢。在不同文明的关系上,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自豪感,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种认同可以走向排他、自大和虚妄。
  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今天,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客观条件要求我们走出一条节约资源、注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之路。国外有论者认为,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就像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百年难得一遇的。这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重任。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是几代人前仆后继,胼手胝足的奋斗目标,也是今后几代人的光荣责任。
  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它将使世界格局更为平衡,国际社会更为安全;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以理智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证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实现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未来的格局和走向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会增加世界上和平的力量,可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其次,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由此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第三,可以促进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第四,会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第五,如果中国和平崛起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再认识。 
 
  四、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三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社会财富再分配和国家统一三大内部难题。
  首先,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第二、社会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问题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第三、国家的整合与统一问题
  大中国圈的整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当然是中国本身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安全转型和整合问题。这是很多国际人士一直担心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中国解体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尽管“中国解体论”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犹如天方夜谭,但国家的整合问题是存在着的。任何多民族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地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没有人会否认,从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角度来看,中国存在着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多极化。这种趋势不阻止,必然阻碍国家的整合。尽管中央政府在努力强化国家内部的整合,但这是个长期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并且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国家整合问题在一些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
  大中国圈整合的第二个层面就是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澳门已经和平回归中国主权,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两个地方,国家的整合问题已经一了百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两岸一定可以和平统一。和平崛起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了。朝鲜半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历来就被认为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三大热点。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现在已经有了六方会谈,为和平解决提供了一个好开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的和平角色更为显着。中国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和平解决各种现存的争端和问题已经成为了各国的一个共识。
  最近,中国通过美国等主要国家向“台独”力量施压,稳定了台海的局势。不过,这种稳定是不够稳定的。在大陆过去四年一边“听其言、观其行”、一边“和平崛起”时,台湾的独立意识也已经“和平崛起”,本土意识高度强化、公投实现立法、民进党蝉联执政,让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
  大陆在创造自身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时,对台独的“和平崛起”却一直束手无策、被动因应,死守最后一道防线。到真正摊牌的时刻,两方的“和平崛起”带来的就只有武力冲突了。
  和平崛起应当是具有内、外两方面的含义。随着中国快速持续的经济成长,崛起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内部的整合和安全的转型会随着和平崛起而得到解决。如果内部整合问题解决不好,国家的转型不能安全实现,那么就会在内部制约本身的崛起。同时,内部的诸多矛盾更会成为外在力量制约中国崛起的有效力量。
中国常说“内忧外患”,“外患”经常是通过“内忧”发挥作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领导层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内部转型和国家的整合问题上。内部问题解决不好,和平的崛起会是空中楼阁。
  (二)三大外部难题
  第一、国际生活的武力化现象突出,现行国际法律秩序濒临绝境
  当前世界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二是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国际凝聚力,给社会带来了巨额财富和无比活力,使人们欢欣不已!但它不止于经济,正在向各个方面渗透。如今,国家边界的传统意义正在淡化,对金融风暴、恐怖袭击、毒品走私、艾滋病、SARS等等来说,似乎已形同虚设。日益扩展的全球化给国际生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特征是,无政府状态的进一步加剧。冷战结束后,过去深藏在两极对抗背后的诸多矛盾,又重新暴露出来。国家及地区性的各种冲突,层出不穷;国际生活的武力化现象突出;发展中国家(因不公平待遇)的失望情绪,有增无减;中东的暴力活动日益升级;冲突易发区的数目在惊人地增加;世界上的超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不顾一切地穷兵极武,表明了摆脱国际法约束的明显倾向。综观全局,人们惊讶地发现: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已无力制止战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八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勉强形成的国际协作体制与法律秩序,已大大落后于国际社会的现实,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第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挑战,二是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三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就第一方面而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特别是一些国家将自身的麻烦和问题归咎于中国强劲的出口和引资势头,竭力主张人民币升值。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朝核危机和台独势力的挑衅。相比伊拉克战争,这是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更为直接的挑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2003年最大的事情就是SARS狂潮的突袭,这对我们的安全观、发展观,安全政策和发展政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乃至整个危机应对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存在严峻的挑战,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使中国面临着诸多机遇。首先,反恐战争及应付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已成为美国近期的头等大事,这实际上减轻了中国承受的压力。其次,全球范围,特别是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迅速发展,给了中国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和周旋余地。第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也使中国能在全球范围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欧美主导的国际软力量与意识形态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主要条件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可以超越政治制度,超越国界,最终获得世界资源。这是唯一一个能以和平方式获得世界资源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的经济可以带动世界经济,这取决于中国在制度上和世界体系是同质还是异质的。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

  五、中国的和平崛起所提出的国际法课题

  一个强大中国的和平崛起很可能将是本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中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多话题,而崛起过程中有几个大问题是没法逃避的。主要包括:一、中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问题。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问题。三、中国与邻国的问题。四、大中华的问题。五、国内制度问题。六、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国际法问题。中国对外关系本身也将因此面对新的重大挑战:角色变换、国际定位、大国关系、邻国关系、国际秩序,诸如此类,都涉及到相关的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与中国崛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了,这二者难以分开,联系非常紧密。所以研究国际法不是冷门,不是弱势,是一个强势,今后一定会起重要作用,没有别的学科可以取代。当务之急,是要集中力量,以多种方式逐一地深入地研讨研讨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国际法学可能提出的新问题,清理、总结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现状和问题,研讨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协调合作,研究构建中国国际法学的长远规划和近期措施,使全国的国际法学者都能对自己的现状和使命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一个强大、开放的中国必须有与其实力相当的发达、先进的国际法学。
  (一)要用全球的眼光来构建我们中国的国际法理论
  目前,我国国际法学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历史时期,一方面,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国际恐怖袭击事件和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2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和上半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均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重大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WTO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经济体制与法律制度处于改革与重构的关键时期,即便看来纯属国内关注的问题也可能受国际法的影响,各种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正在把国际法的触角扩大到国内法律制度的每一个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日益崛起成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的真正大国,老一代国际法学者倡导的体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法律现实主义”的国际法理论,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更新与发展,21世纪的中国需要真正有全球性视野和理论与制度创新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国际法学。
  时代需要我们对国际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国际现实迫切要求我们有效地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呼唤中国学者运用五千年的文明与智慧为世界国际法学作贡献。研究国际法对国内法律制度的实际影响,认清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探求人类持久和平与普遍正义的国际法治之路,是历史赋予21世纪中国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长期以来,我们都将国际法的视野局限于民族主义,随着这个老任务的完成,我们是不是应该拓宽视野?这也是我们中国学者对国际法发展应当做出的贡献。我们要用全球的眼光来构建我们中国的国际法理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应当对国际法学说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更新国际法观念,从以政府(government)为中心向以治理(governance)为中心转变,改革现行国际法律秩序
  新主权观、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中,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是最基本的概念。安全不是确定的、绝对的、自我的安全,而应包括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
这是余敏友教授于2004年4月15日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学生所作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法问题研究”讲座的提纲的一部分。现发布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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